今年10月27日，张女士和儿子在贵阳一家民宿已经住了五天。这是两人第十次到贵阳。为了挽回“闪婚”后损失的20多万元中介费和彩礼钱，母子二人在过去的一年里不停地往返于江苏和贵州。

同一天，24岁的南昌姑娘小曾买好了去贵阳的高铁票。今年7月初，小曾哥哥通过贵州当地婚姻中介带回一名女孩。8月25日，女孩自行离开。9月13日，当地警方通知小曾，女孩涉嫌诈骗被刑事立案，“她骗了好几家。”

“12万的中介费退了，15万的彩礼一分钱没有拿回来。”小曾和70岁的父亲决定要不回钱就不回家。

10月11日，有媒体报道了湖北崇阳一名31岁男子跨省闪婚后因不堪忍受人财两失服农药自杀的事件。记者随后走访发现，从去年9月开始，崇阳另有四个家庭在当地同一家婚恋公司的介绍下前往贵州跨省“闪婚”，无一例外，女方均在半年内离开。

记者调查发现，全国多个省份均有类似跨省“闪婚”的情况，牵线搭桥的中介大多与贵州婚介公司合作。记者进入了两个共300多人的微信群，里面都是“闪婚”失败后想要挽回损失的人及其家属。他们曾带着积蓄，在婚介或熟人的带领下前往贵州寻找幸福。

56岁的张女士和儿子住在贵阳最便宜的民宿，每天只需五十多块钱。尽管如此，来回路费和吃住已额外花费五万多元。张女士老家在江苏盐城农村，和儿子在无锡的一个景区打工。儿子30岁还未结婚，一个同事介绍了安徽宿州的婚介所，但最终去了贵阳。去年11月，儿子第一次去了贵州，一周就带了一名女子回来，但一周后女子离开了。全额退了彩礼，但婚介公司不愿退费，承诺一年内再找。

第二次是快过年时带回来的女子，待了一周也离开了。第三次带回家的女子天天要钱，哭闹不停，还砸东西。一个多月后的3月15日，对方趁家人散步时跑掉了。三次“闪婚”对象都曾有过婚史，第一个和第三个领了证，第二个没领证。女方年龄不到30岁。

张女士报警后，警方立案但检察院以证据不足退回补充侦查。张女士花了5000元请律师，只办成了离婚。15万元中介费只退了11万4千元，中介透露女方已在别的省结婚。

儿子“闪婚”失败后，张女士被拉进了微信群。群里大都是到贵州“闪婚”失败后想挽回损失的人，分别来自江苏、安徽、江西、湖北、河南、陕西、浙江、福建等省。大家关心如何能够立案，并互相打听对方花了多少钱，要回了多少钱。

7月初，小曾陪哥哥从贵阳带回一名女子。回到家后发现女子胳膊和腿上有大面积文身，第三天就开始哭要钱，不干活也不沟通。女子走掉后，中介退了钱，但彩礼一分未退。

王博和黄玲也是在网红“红娘”介绍下去贵州相亲，女方都来自云南丘北，由同一婚介所介绍。女方跑掉后，王博家一共花了37万，只追回了18万多。

红星新闻记者梳理发现，贵州当地婚介促成的“闪婚”多在一到三天内完成，婚检和领证往往同一天进行。有人“闪婚”领证九个月后，女方生了孩子，男方做亲子鉴定后发现孩子不是自己的。还有新郎婚礼后，女方返回贵州老家，不久后因重度抑郁住进ICU。

选择跨省“闪婚”的家庭中，男方年龄大多在28岁至30岁左右，多来自农村，学历较低，在经济发达地区打工。由于职业和性格原因，人际圈子较小，不善与异性交往。随着年龄增长，父母催逼，婚介公司宣传“一劳永逸”，这些人在婚姻市场上处于弱势，对女方要求不高，甚至没见过女方父母。

穆河丽是一名贵州律师，今年4月接受第一起“闪婚”纠纷委托。此后不到半年，她又接受了五名当事人的委托，律所共接受了15起“闪婚”当事人的委托。穆河丽认为，参加跨省“闪婚”的男性多因性格原因，家长较能干，经济条件小康以上。女性多为有过婚姻史，文化程度不高，部分背负债务急于缓解财务压力。

婚介和“闪婚”双方签的合同多数条款对当事人不利，违约责任大部分归结在男方。目前法律上对婚介服务费标准没有明确规定，协议注明自愿给服务费。